近期，越来越多人都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既然政府强调打房，为何中国各地房价不但不跌反而不停涨？很多地区房价均已创出历史新高。有人说这代表政府“打房”政策失败，也有人说中国房市进入最后的疯狂。

疑问的背后是残酷的现实。这么多的疑问背后是严重残酷的现实。

据《搜狐财经》报道，目前中国通过银行贷款买房的家庭大约有2亿户，如果一户家庭按照有两个人来计算的话，那就意味着有近4亿人是所谓的“房奴”。如果这个数据为真，再结合目前各地热络的房市，会发现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和家庭正在成为新的“房奴”，无论你是炒房还是刚需。

除了房贷家庭的数量很多，据根西南财经大学的一项统计显示，在中国家庭的资产占比中，房地产占比已经达到了68%，而北京和上海家庭则高达85%。如果一个家庭的资产有一万块，那么最少7000块指的是房产，其它比如现金、首饰、股票及其它投资等只有3000块。

在目前的中国，能够有房贷的绝大多数是社会的中坚力量，2.8亿（18岁以下的）孩子不存在所谓的贷款，2.4亿（60岁以上的）的老人中贷款人数也只占极少一部分。如果再把近8亿农民中的一部分人口比对交叉排除在外的话，这些数据反映出中国目前最精英的力量其长久奋斗得到的财富基本都体现在房产上。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实施的“打房”政策如果真导致了房价快速下跌的话，则意味着中国最精英阶层的财富将会相应的大幅缩水，而这种全局性的公民财富缩水必然带来社会的极大动荡，进而出现政治隐患甚至危机。

但是，目前高房价对中国经济的危害、尤其高杠杆问题的严重性都已经到了中国政府即使会面临社会动荡也要必须处理的境地。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在面临百姓财富缩水以及剔除泡沫经济之间要找到政策的平衡点。但是这个平衡点是极难掌握的，否则将出现不仅无法挤掉经济泡沫，同时也会造成社会动荡的双输局面。其后果如何，实难想象

而社会中“狡猾”的资本仿佛也了解了政府在这个方面的“无所适从”，因此当看透了政府“打房”无果之后，便快速的再次杀入房市攫取财富。因此本轮房市的猛涨，反映的就是政府“荆榛满目”而资本“无所顾忌”的一面。

怎么办？

近期，中国政府大力推动了保障房、共有产权房、限价房、廉租房等措施，有人认为这是政府为了抑制房价的措施之一，这种分析不能说是错的，但根本目的不是如此。这些政策的核心其实是为了建立中国“双房市”布局的一种尝试。

所谓“双房市”，就是在难以改变现有房市基础的前提下，政府主导建立另外一套不同的房市规则。这套房市规则不是完全依靠市场来运行而更多的依靠政府的全局规划来进行。这样做，一方面不会让现有房市大幅波动贬值，进而造成社会经济动荡，另一方面也逐步建立新的资本系统与当前的房市资金进行制衡，进而逐步影响传统房市的走势。

这是中国政府在衡量各种长远利益关系以及经济发展问题之后做出的一个相对稳妥但也带有一丝无奈的政策举措。

“双房市”系统的建立，如同围棋的“势”，这套新的房市游戏规则短时间内难以对当前的“市场主导”的房市带来根本性变化，但是这是政府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旧有的房市系统需要彻底改变也必须改变。

政府主导的房市对抑制市场主导的房市，并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也就是说，尽管政府推出了保障房、限价房、共有产权房、廉租房等措施，但是“市场型房市”依然会走出自己的独立行情，在一段时间内，“市场型房市”的涨势在资本和欲望的合作下依然不会停止，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最近各地房市不停涨的原因了。如果幻想通过几个行政的政策就能够彻底改变“市场房市”的走势是极为幼稚的。

因此，对于中国政府来讲，用时间换空间让“市场型房市”逐渐回归本位是实施“政府型房市”的根本目的。而让已经囊括了社会巨量资金、囊括了社会多数家庭财富占比的“市场型房市”乖乖的回归本性将是一次天翻地覆的改革。

可以不夸张的说，如果“市场型房市”的问题可以解决，那将意味着中国很多的经济问题都有成功解决的可能。无论是传统产业升级还是第三产业、新经济升级，无论是社会资本还是国家建设都会在解决房市的过程中出现积极的变化。

因此，客观的看待中国房市和解决中国房市问题的方法是极为重要的。

总的来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成就，但是四十年发展所产生的问题也逐步的显现出来。需要看到，目前市场房市的泡沫本身也是政府职能曾经失能的一种体现。因此伴随着房市政策的调整，凸显的也是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和自我建设的变化发展。

任何政府都不是万能和永远都正确的。中国取得了四十年的快速发展，如果说这四十年里没有问题存在是自欺欺人和不可思议的。半导体产业、房市、经济泡沫化、产业转型、新经济等各层次、各角度的问题都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出现。随着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体，每个问题都存在着巨量的解决阻力。习近平说，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那么要看到，看待和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也要进入新常态。

十八大后，中国政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值得赞许的。当中国经济出现新问题时，同样也为中国政府的自我改革带来新的机遇。从过去四十年的经验来看，圆满解决问题将是大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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